2024年12月，韩国成功将其“腌制酱料文化”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这个文化遗产项目包含了酱油、黄豆酱等多种传统酱料的制作流程与工艺。一经公布，这条消息在中国网络上引发轩然，许多网友直言这是在抢夺中国文化的“根基”，毕竟酱油和黄豆酱被一致认为是中国祖先传下来的传统美食调味品。然而，专业学者们迅速出面澄清，强调这件事并非简单的“抢夺”，韩国申遗的重点在于突出自身独特的酿制工艺和文化特色。那么，这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呢？
谈及酱油和黄豆酱，就必须提中国悠久的饮食文化渊源，这两者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。早在周朝时期，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间，文献中已有关于酱料的记载。《周礼》提到的“醢”和“醓”两种酱料，其中“醢”是以肉类为主制作的酱，“醓”则是在其中加入了血液，虽然与现代的酱油形态还不完全相同，但足以说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利用发酵技术进行调味的智慧。到了汉朝时期（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），以豆子发酵制成的“清酱”慢慢的出现，东汉时期崔寔所著《四民月令》中明确提及“可作清酱”，这可以看作是酱油的早期雏形。
时间推移到北魏时期（公元386年到534年），农业学家贾思勰在其著作《齐民要术》中详细描述了酱料的制作的过程。这部书是中国农业史上的珍贵文献，他记载了所谓“豆酱清”的制作流程与工艺，大致是先将豆子煮熟，再用麦曲拌匀，加入盐水后封存于陶罐中进行数月发酵，最终滤出清澈液体，这正是现代酱油的祖先。由此可见，早在千年前，中国人在发酵技术上就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。
除了文字记载，考古发现也有力支持这一说法。1972年，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，专家鉴定出其中包含完好保存的发酵豆酱，这证明早在汉朝时期，酱料的制作技术已十分成熟，远早于韩国相关历史记载。
在中国，酱油和黄豆酱不仅仅是简单的调味品，它们与中华饮食文化紧密相连。北方人喜欢用黄豆酱来制作炸酱面、酱排骨等家常美食，南方菜肴则常以酱油来调味红烧肉、鱼香肉丝等，几乎所有地方菜系不能离开这两种调味酱。可以说，酱油和黄豆酱慢慢的变成了中国老百姓餐桌上的文化象征，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地域特色。
韩国这次申遗的“腌制酱料文化”涵盖了酱油、黄豆酱以及辣椒酱的制作技术和相关的民俗风情。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的介绍，这项文化遗产囊括了从原料准备、发酵过程到储存保存的完整工序，体现了韩国饮食文化的核心价值以及家庭传统的传承。
在申遗的材料准备过程中，韩国投入了大量心血，重点强调了自身制作的过程的独特之处。例如，他们通常使用传统的陶罐进行发酵，并且在酱料中加入辣椒、大蒜等特色配料，形成了不同于别的地方的风味。他们还特别强调制酱过程不仅是单纯的烹饪活动，更是共同生活的亲属共同参与、促进社区联系的文化仪式。韩国文化遗产厅负责人崔应天曾表示：“‘腌制酱料文化’不仅仅是饮食传统，更是家庭和社区紧密结合的纽带。”这一论述深深打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，最终使该项目成功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有趣的是，韩国的申遗材料中几乎未涉及酱油的起源问题，刻意回避了这一敏感话题，转而专注于展示自身独特的酿造工艺和文化风俗。这种策略既避免了引发争议，又获得了国际认可。
消息传回中国后，网络舆论迅速爆炸。微博上不少网友愤怒发声：“酱油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发明的，韩国凭什么申遗？联合国这次是不是眼睛瞎了？”还有人晒出家中酱油瓶，质问：“三千年的历史，韩国凭啥和我们比？”话题“保护中国酱油文化”一度冲上热搜，网友们情绪激动，甚至有人呼吁韩国酱料产品。
然而，专家们表现得更加冷静。北京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张教授指出：“韩国申遗的重点并非抢夺酱油起源，而是突出他们独特的制酱传统，比如陶罐发酵和社区共享的习惯。这与中国的酱料文化并不冲突。”他还以茶文化为例，指出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均被列入非遗，但这并未引起争议。
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博士也发表看法：“文化的传播本就是互相影响的过程。韩国是在学习中国酱料技术基础上，结合本土特色，加入辣椒等元素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，这很自然。”他认为，与其争执不休，不如更加积极地保护和弘扬自身的传统酱料文化。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：包括“被群体、团体或个人视为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、表演、知识和技能，和相关的工具、实物和场所”。申遗一定要符合多个条件，比如确实属于非遗类别、社区广泛参与以及制定了保护传承方案等。
这次韩国申遗成功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看重的是其独特的文化表达和传承方式，而非宣称酱油为韩国原创。因此，申遗结果与中国是否是酱油起源地无关，网友们的误解由此产生。
虽然酱油和黄豆酱的起源属于中国，但韩国将其纳入本国文化，注入了不同的风味和文化内涵。韩国酱料的历史可追溯到三国时代，公元4世纪，《三国史记》中记载683年婚礼中就使用了酱油和黄豆酱。进入朝鲜王朝时期（1392年至1910年），宫廷内形成了完备的酱料制作体系，酱料不仅用于烹饪，还常见于祭祀和各类仪式。
韩国的制酱传统尤具家庭特色。每年秋季，许多家庭会共同参与酿制酱料。他们将大豆制成酱块，悬挂晾晒发酵，随后放入陶罐内，加入盐水、辣椒等调味，整一个完整的过程讲究繁复且富有人情味。这种传统不仅是手艺，更是一种连接亲情和社区的文化活动。
这次申遗风波并未让中韩关系恶化，反而促进了更多文化交流。2025年5月，北京举办了一场国际发酵食品文化论坛，邀请了中韩日三国专家。中国代表展示了传统手工酱油制作技艺，介绍了《齐民要术》中的古代记载；韩国专家则展示自家酱油与黄豆酱的制作的步骤，现场演示，双方交流中发现，尽管制作的过程不同，但对发酵工艺的热爱却高度一致。
论坛期间，中韩双方签署了一份文化合作协议，计划共同开展发酵技术的历史研究与现代应用推广，未来还将举办联合展览。这一合作大大缓解了此前的紧张氛围，为两国未来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。
这场申遗风波也在中国引发了一股保护民间传统文化的热潮。许多城市纷纷开办酱油与黄豆酱制作工作坊，吸引大量市民参与学习。在山东寿光——贾思勰的故乡，当地举办了“齐民要术文化节”，邀请专家解读古籍，教授酱料制作，现场弥漫着浓郁的酱香，游客络绎不绝。
《齐民要术》这本书也再度走红，出版社推出了新版注释和译本，书店货架上摆得满满当当。部分学校将农业历史纳入课程，孩子们通过阅读贾思勰的著作，了解祖先的智慧。网络上，不少网友晒出自制酱油的成果，相关话题“传统酱油复兴”热度持续攀升。
从争议到对话，这场申遗事件本身颇具启示意义。中国的酱料文化根基深厚，韩国的文化特色鲜明，双方各有价值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旨在保护人类多样的文化遗产，而非划分起源或高低。
这次事件激发了中韩文化交流的活力，也让中国人更加关注和珍惜自有的酱料文化。但同时也提醒我们，文化保护需要积极主动。到2024年，中国已有44个项目列入非遗名录，数量居世界首位，但仍有许多宝贵文化等待深入挖掘。
未来，中韩可以加强合作，比如举办联合展览、学术研讨，共同保护和传承发酵食品文化。文化的精髓在于多样性与包容性，互相学习远胜过争吵纷争，这样才可以为文化的未来注入更多希望与活力。